在案例指导制度的设计研究中，常常会读到法院在审理同类案件时应该作出同样处理的要求。

故世界各法治国多数认行政诉讼为人民诉讼权之一种，国家对于此种诉讼事件不可不为之设置审判机关以处理之。修正案将有关行政诉讼模式的各国立法例及法学学者的意见分为四类，分别主张行政诉讼审判权属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特别机关。

[18]4．私人资格构成刑事民事诉讼，亦归平政院审理，自系有阶级之嫌，现在所谓行政裁判者，不过系解释行政法之关系，换言之，并非官吏对于人民之关系，实系官署对于人民之行政处分之关系，此种事实亦归纳于法院之中，实属困难之至。在主张普通裁判模式一方观点中对行政诉讼、诉愿及平政院制度也存在误解，最普遍的即是将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中行政机关一方误解为官吏个人，认为行政诉讼系官吏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因而设立特别机关审理行政诉讼违反法律平等原则。苏毓芳在修正案理由中认为，草案第十四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陈诉之权，所谓陈诉者，自包含行政诉愿在内，夫违法处分之诉愿为行政诉讼之下级审，草案八十六条将行政诉讼并入法院，以理测之，自系指三级审之裁判机关而言，于行政官厅诉愿之决定当然不能认为下级审。按法院内部之组织有民庭刑庭之区别，譬如民庭法官对于民法自然非常熟悉，如以民庭法官审理刑事案件，则恐不能明了，刑庭法官审理民事案件亦然，行政事务之于司法更不待言矣。所以有此行政诉讼发生，而由司法官吏受理实恐于行政权上受种种不利之影响。

辩论双方所持观点中对行政诉讼、诉愿及平政院制度的误解，虽未对双方主张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误解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双方论点及结论的说服力。而在李克明与耿臻显所提出的修正案中，更是发生了常识性的错误，其修正理由有：我国平政院组织法关于受理范围亦限于：（一）关于组织及手数料赋课事件。同时，这样的审查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将对裁量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转化为对所适用的裁量基准或审查基准的审查。

然而，由于从这个角度开展的判例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目前对判例的研究还只能达到个案中法官的认识与相对应成文法律概念用语之间的关系。3．适用的法律条款《个人独资企业法》第8条第4项规定，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其次，本文所评析的案例，有意地不选择《最高法院公报》所载案例。显然，二审判决将该条的内涵定位为立法义务论，即相关的行政主体建立和制定具体的听证会制度的义务。

[7]具体而言，该案审理中的争点有四项，除此项之外，另三项分别是《票价上浮通知》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是否适格和被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可诉。[13]据报道，涉及北京歌华有线电视收费涨价的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宗案件，但无论哪项诉讼，都事关有线电视收看维护费项目是否在《北京市价格听证会目录》范围之内。

下面，笔者将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此案的两份判决进行解读，寻找出作为媒介的判决对法律条款中具体用语内涵的影响。其二是以司法的自我约束方式设定对要件裁量司法审查的可与否的界限。由此也改变了司法审查的一般做法，由对合法性的代替型判断转为逾越型判断。[6]乔占祥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除了请求撤销《票价上浮通知》之外，还请求撤销《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履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审查或转送审查的法定职责。

（一）乔占祥诉铁道部案的案情概要1．事实概要1999年11月8日，国家计委请示国务院对部分旅客列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并将原由国务院行使的制定和调整铁路客运票价的审批权部分授予国家计委。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采用适用义务论，[10]其与上述一审判决的思路和立场有相当大的契合度。当这种法律判断以判决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表现时，这种法律判断可以脱离个案事实，进入阶段（2），充实所适用的具体法律概念用语的内容本身，构成一般性规范。但，由于在铁道部制定《通知》时，国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要求铁道部申请价格听证缺乏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

而从后者意义上而言，这些判例是被称为判例还是具有指导性质的案例，在司法体系中的作用并不会有多大的差异。这两个判决分别涉及到判决影响到法律概念的内涵乃至法律制度本身的结构。

但是，二审判决所采用的是可以被称之为立法义务论的立场。该《办法》的第3条第2、3款将听证会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听证，一类是裁量听证。

从其他成文法系国家的制度看，判例已经属于客观存在之物，且在拘束力方面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并无本质性区别。[3]而判例不同于成文法及其一般的案件事例之处，就在于其拘束力这一特征。2000年7月25日，铁道部（被告、被上诉人）据此上报国家计委拟定对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中包括在春运期间实行票价上浮的有关实施方案。二、对法律概念内涵产生影响的判例——例一如上所述，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判决成为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应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款中的概念用语之问的媒介，在解决具体案件的目的引导下，使该具体法律条款中的概念用语具有了相应的具体内涵。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的认定一方面否定了被告职责范围之内的申报和获批准阶段中被告具有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的义务，反之也默示性地提示了该项义务属于批准阶段相应行政主体所应适用的义务。从一审判决可以看出，其着眼于被告行为的过程和阶段，将整体的制定和实施政府指导价等行为过程中被告的行为过程分为申报和获批准两个阶段，确认通过听证会征求意见的程序是否属于被告在这两个阶段中应承担的程序义务。

下面通过对两个行政诉讼案件的简单分析，初步了解上述定义下的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判例的意义。2．二审判决普陀工商分局适用的沪商委（2001）63号文系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上海市商业委员会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1年4月共同发布，其作为当时主管本市商业的行政机关可以发布有关规范行业政策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正因为此原因，相关法律概念内涵具体化的作业已经不可避免地脱离了立法程序而转化到行政程序所应承担的任务。例如，在第二项要件方面，未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是否仅仅针对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即可，是否还需要顾及其他的法律规定？如需要，那么界限到何处为止？由于判决针对的是一个限制营业自由的警察行政性质的行为，所以，在一般意义上，法治主义对行政机关就相关不确定法律概念设置构成要件的行为，要求其具有明确的边界。

因为，为了明晰成文法的概念用语在现实中的内涵，即现实的制度内容，解读判决已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重要工作。简而言之，一审判决采用适用义务论的解释走向，认为只要出现《价格法》第23条中列出的几类定价事项，拥有批准权的行政主体就必须实行听证会制度（本案被告并非该案中的义务主体）。

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权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这一部分所举的事例涉及到判例对法律制度结构的影响。从下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法官对此表述了不同的认识和思路。

普陀工商分局……适用法律正确。（二）简析研读上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所作出的判决结论相同，原告败诉，但两份判决书各自所持的思路和立场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这项要件涉及到行政规定的内容。由于这类判例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不是被确认并向外宣告的，因此，避开上述拟制立法的思路，即避开从应该建立怎样的案例指导制度的角度，而从完全学术的角度去对已经存在的各种判决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从中寻找和发现这类判例，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便自然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

这些判决所体现出的法官的法律判断构成了两者连接的媒介。同时，这样选定讨论的对象也是为了论证在我国是否客观地存在着与判例具有同样功能的案例这一问题。

也正因为此，作为适用根据的《价格法》第23条的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设定。（2）可以从对个案作出的法律判断中抽象出一般性规范。前者需要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听证目录为限，后者则当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即可实行。国务院批准了该项请示。

据此，上诉人乔占祥请求认定被上诉人铁道部所作《通知》程序违法并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理由不足。（3）民航旅客运输公布票价水平。

在经申请行政复议并被决定维持之后，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铁道部作出的《票价上浮通知》。判决以行政规定可接受司法审查的前提之下，通过上述的理由部分，为审查行政规定设定了相应的司法基准，即设立了行政规定的合法要件。

2000年11月8日，国家计委以计价格（2000）1960号文件作出批复予以准许。首先，讨论的范围限定在成文法的条款概念与判例或案例的关系，即以大陆法系成文法为制度前提，由此避开英美判例法的范围。